2011-06-20

高三学生体检半数怀孕 我们的学生到底怎么了?

这篇文章是看到高三生体检结果之后所联想到的,我在这里没有要批评高三生的意思,只是讲一下社会现实。

我所生活的地方经济并不发达,而且这里还是一个小城市,作为一个经济交通不发达的地方,这里的学生竟然已经被污染成了这个样子,我真是有点不敢相信啊。

前几天是我们学校的高三生进行体检的日子,我的姐姐就和我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,她现在也是高三,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二了,很快会进入高三,所以对他们的高考体检非常好奇,于是就随便问了问我的姐姐,没想到她无意中说的事情,是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姐 姐提起这个话题时无意中的,她当时只是说有很多女孩子又要重新复检,当时我就特别不明白,干吗要复检,难道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什么不同么,就问我姐,结果我 姐无所谓的说了一句"她们都怀孕了,当然要打掉孩子以后重新复检了"我听完这句话后当时就楞那里了,愣了好长时间,之后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她,之后她对 我说了一句我一生都忘不了的话……"这有什么好奇怪的"!

不敢想象啊,之后我就问我姐:"难道她们不怕医生检查出来不让她们参加高考么"我 姐就对我说,医生当然不会说了,这就相当于一种潜规则,检查出来以后他就会告诉你"你的身体近期来可能不得当,不是体检的最佳时期,过段时间重新复检吧" 姐姐说,只要医生说了这句话,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女孩子怀孕了,医生是让他打掉以后再来,而且有的医生还会为你推荐哪家医院好,更有甚者,直接给你写一张 条,到哪哪哪家医院找某某大夫,他会关照你的。

当时我恶心的都快吐了,之后我就随便说了一句"社会就是多了着一小部分人而堕落的"结果我就 听到了更为震惊的话,姐姐告诉我说"什么一小部分,我们年级有两百多女孩子都要接受复检,通俗点说就是她们都已经怀孕了"我听到她这么说了以后,呆了好一会,我对这些女孩子真是感到惋惜,她们竟然如此的不珍惜自己,不懂得自尊自爱,而且她们也一点没有责任感,每一个生命都有它降临的道理,而这些人已经不知 道将多少条生命轻易的扼杀了,她们简直就可以说是杀人犯。

还有那些所谓的男子汉们,作为男人只想着自己,全然没有责任心,真是丢男人的脸, 我们这个小城去年就发生过一起高三女生跳楼的惨剧,原因就是她的学习压力太大了,而更主要的是,在她怀孕以后,她要她的男朋友陪她去医院做人流,结果她的 男友二话不说,直接就和她分手了,她的精神一下就崩溃了,她觉得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,于是选择了自杀。这种男人就是使我们的社会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催化剂。 唉!无可奈何呀……



中国的航母现在就能参战:军事实力强大但为何不想战争?

昨天上午遇到某军事研究院的朋友,他说他们研究的航母已经成功了;即使现在南海开战,中国的航母也能参战。正因为如此,他说中国军事的综合能力基本是世界 前三;所以说世界上真正明白的还是美国人,因为只有美国人称中国的军事力量总体实力强大。这时我就问了,为什么军事实力强大的中国却害怕战争呢;这位朋友 说他不知道,因为他是研究军事实力的;而为什么不愿意参战还真的不是他的研究范围。

带着郁闷回来时,碰到了老家农村的乡亲们来武汉找我;当我聊起了 军事实力强大的中国却不愿意战争时,这时乡亲们说话了。他们说家乡有片山林是我们村的,但被国有企业征用了;结果得到赔偿的竟然是外村人,因为他们经常在 这片山林里种地;而我们村的人因为嫌路远和种地划不来等原因,竟然多年没有人到这片山林去了。于是外村人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,名正言顺地侵占了这片山林; 结果得到赔偿的是他们。

后来我们村的村民有人问村干部,为什么不回来告诉村民;村干部说上级领导早就指示,党员干部不能将这事公开;由内部 对党员干部补偿。如果谁对外公开,就开除党籍;试想每月有工资拿的农村党员干部,谁愿意丢掉这固定的收入呀。再后来有不服的人组织村民去上访,可年轻人全 部外出打工没有人愿意参加;因为打工自己一天就是几百元,而这闹事的钱还是虚的;最后只有一些老太太去上访,因为连老头子都要种菜而不愿意丢自己的工。结 果闹了几天上级领导出面,狠狠的批评了村干部;并答应补偿我们村几万元,这些老太太们兴高采烈地回家了。

可是几年过去了,这几万元钱就是没 有人知道;后来是某人的亲属在乡镇当领导,说这几万元钱早就给你们村了;它就是党员干部的补贴费和招待费,现在已经全部花完了,连一分钱都没有。这些当初 参与闹事的老太太气呀,因为闹事的交通费都是自己出的;竟然闹事成功而没有一分钱,这就是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普遍规律;因为你是自谋出路的人,任何国家或集 体利益与你无关。试想就连保障房都只安排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,你说自谋出路的老百姓还与什么有关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南疆开战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;保卫 了疆土也没有老百姓的利益,所以老百姓成为战争的局外人;这就是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战争也不愿意参加战争的愿意,因为老百姓的命运与祖国隔离了。

这 时的我同样明白了为什么官不愿意战争,因为和平时期的利益最大;看现在我们到处莺歌燕舞,实际就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入自己的口袋。如果真正发生战争,这个 莺歌燕舞的格局就不存在了;说不定还要将官的财产充公,因为国家战争高于一切。所以现在的官也明白,只要是流动资金就快速转移到国外;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自 己的财产安全。试想我们今天的社会到了连村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,这些人对战争是什么心态应该一目了然;如果战争能发财他们肯定留下,而战争需要他们 付出时肯定会快速出国团聚。这不是个别官员的心态,而是我们社会官员的共有特征。试想一个官员都不愿意战争的社会,还能有人能产生战争的激情吗;这就是中 国的官心不愿意战争的原因和现象。

我们知道战争的综合实力等于军事实力加人心,这才是战争胜利的保证;而我们的军事实力即使是世界第一,当 我们的人心等于零时还是没有胜利的可能。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光是武器,还有人;在一个全部人心都不愿意战争的国家,这战争的胜利在哪里?虽然我们在战争 动员机制上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,因为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募集到超过1000万的具有良好素质的优秀兵员。然而这1000万的兵员却并不愿意打仗,这支 军队的作战能力又能如何呢?虽然中国具有强劲规模的核武器,但这种核威胁已经过时了;因为连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贫穷落后的国家都拥有它,它能成为战争胜 利的砝码吗?

有人说中国拥有海外人力资源丰厚,全球华人凝聚力第一;因为一旦中国遭到攻击,这些海外的多个层次华人都会行动起来;造成世界 性质的华人参加战争的态势。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了,我们国内的官与民都想逃离;难道海外的华人还会回来吗?我明白了,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发动战争;是因为军事 实力强大的中国还真的没有胜利的把握,因为我们最缺的是人心;我们社会的老百姓不愿意参战还情有可原,我们竟然连官员都不愿意参战;这才是我们社会的悲 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中国人最聪明的做法就是'土地换和平';这样战争就永远不会在我们社会发生,我们就会永远的和平共处。

人生最蛋疼的事——时下流传着这样的民谣

人生最蛋疼的事:
听唐骏谈成功,听禹晋永谈学问,听郭敬明谈创作,听余秋雨谈人格,听于丹谈人生,听任志强谈房价,听周立波谈素质,听孔庆东谈制度,听李刚谈愧疚,听伍皓谈清廉,听窦含章谈爱国,听染香谈民主,听大款谈爱情,听官员谈理想.. 

2011-06-10

大吃一惊 原来万恶的旧社会这么好

——民国时期的工人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
作者﹕驭剑长空啸九州
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

南昌起义前后,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?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,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,一位是张金保,另一位是包惠僧,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,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。

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

这 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,主要是工人运动,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: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、中央妇委书记。上世纪20年代中期, 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,一个月后,"领到半个月的工资——7块大洋,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。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,因为这意味 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,可以勉强糊口养家。"第二年,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,月薪30多块钱。"这样,我的生活好些了,开始有了点积蓄。"

或 许是不能淡化"万恶的旧社会",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?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"14块钱,可以勉强糊口养家"。而在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中,作者陈存仁则毫 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,每月薪资虽只8元,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,使他气概为之一壮,外表飘飘然,"第一个月,吃过用过,口袋中还剩下 5块钱。"与此同时,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,巡警月薪10至13元,巡长16至18元。有趣的是,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,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 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。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一书也披露: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,月薪也不过30元。

你相信吗?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, 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!而在当时,物价低廉:据《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》和《上海工人运动史》披露:1927年在上海,二号梗米1石14元,面粉1包 3.30元,切面1斤0.07元,猪肉1斤0.28元,棉花1斤0.48元,煤炭1担0.14元,煤油1斤0.06元,肥皂1块0.05元,香烟1盒 0.036元,茶叶1斤0.23元,活鸡1斤0.37元,鲜蛋1个0.027元,豆油1斤0.19元,食盐1斤0.043元,白糖1斤0.096元,细布 1尺0.107元。原文中的"石",应为两百斤;1包面粉,应为44斤。

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也有类似记载:20年代的上海,大米1担3到 4 个银元,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,剃头8个铜板,绍兴酒1斤1角钱,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。拿了1块钱稿酬,请6、7个同学去吃茶,茶资8个铜板,生煎馒 头、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。《文化人的经济生活》一书则提到:1929年,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,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。

其 他城市,大抵如此。30年代的北平,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,40个猪肉饺子、两碗小米粥、外加一盘白糖,两毛二分钱。在重庆,1936年,大米1斤2分 5,100斤两块5角钱。甘肃农村,抗战前7年,百斤小麦5至3元。汉口方面,1930年,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,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 钱,1斤鲤鱼不到5分钱,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.10~0.15元之间。

再看金价——汉口的价格是:1920年,每两38 元,1927年65元;上海可能便宜些:1920年,每两21元,1927年37元。至于地价和住房,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。1928年,上海近 郊的高行、陈行、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-100、100-60、1000-70、100-300元。1933年,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 84元1亩,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。

房租价格: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,有电灯、自来水,月租10块钱;住客栈,每一铺位3角5至6 角;纱厂宿舍,月租2到5元不等,两层楼可住10人,自来水由厂方提供,有的还供电,带家眷者,两家分租一层,费用不过1元多;最好的宿舍,为砖瓦结构, 铺地板,长宽500立方尺,容积5000立方尺,有厨房、路灯和下水道,月租6至9元;此外,工人也可租地,结庐而住,半亩地年租金200元,21户人家 分摊,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,当然,环境极差。

又如在北京:"四合院,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;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,月租金4-5圆……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,售价国币1,000圆。"

从 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,全国物价大体平稳,因粮食丰收,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。工业品方面,由于欧、美、日展开商品竞争,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 促销。如在汉口市场上,1934和1935年,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.90和14.50元,1斤猪肉分别只有0.29和0.198元,鸡蛋跌幅最大, 几乎跌了一半,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.55元跌倒1933年的4.66元,100斤煤球的零售价,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 右。如此同时,地价也随之回落。抗战前,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,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,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 元。

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,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。他在回忆录中写到:北洋军阀"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、麻痹工人,在交通部内设有 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,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,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,大的车站,都设有扶轮学校,主办中小学教育,专收员 工子弟,一律免费,每年年终发双薪,季节发奖金,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,小工却沾不到边。"

"初提升的工匠,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,工龄长、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、五十元……至于小工和临时工,那就苦极了,从八、九元到十一、二元不等,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,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。"

"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,比人力车工人、码头工人、纺织工人高得多。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,他们的工作时间长,收入少,工作还没有保障。"

具体的福利制度,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,包惠僧没有多谈,但另一本《中国近代史通鉴》则透露了一些: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,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,如"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,一年有两身工作服,60岁退休,工资照发"。

综 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,大同小异,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,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,工资都不低;不同之处是,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,包惠僧则多次提到。 然而,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,也完全吃得饱饭。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,同样的月薪,吃了用了,还剩下5块钱呢。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,只要3个 银元,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。

一个小工,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!

再对比当时物价,你相信吗?一个"苦极了"的小工,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!至于那些"工作时间长"、"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"的问题,自古皆有,这是小工、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,如今仍未绝迹。

工 人的温饱生活,不是个别现象。20年代初期,开滦煤矿工人罢工,要求增加工资,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,日工资由原来的0.90元增至1.26元,即月薪从 27元涨到37元以上。即使是未涨工资前,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。铁路工人、煤矿工人、纺织工人,都是人数较多、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,他们的收 入状况,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当然,张金宝是个例,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。那么,我们再借鉴《青岛党史资料》 第二辑的两个数据:1925年,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.45元;1928年,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.73元,最低0.18元,平均0.455元。这两 个数据完全吻合。而1929年,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。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《劳工月刊》载文指出: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 均 15元。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、裕华、震寰三大纱厂,工人1.5万,工资平均20元。

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:1926年 底,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,筹措教育经费,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。1933年,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;省立 第一、二、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-80元之间,可买1两黄金。1935年,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,最低76元,上海最高96元,最低77元。

说 完教师,再说店员。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,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,最高40元,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,早上馒头、稀饭、油条,中午和晚上四菜一 汤,八人一桌,节假日加菜。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(学徒除外),下江籍的回家,报销车费。穿衣有津贴,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。年终如有盈余,则按16股 分红,店东12股,经理1股,全体职工3股。

老武汉的叶开泰,待遇也不错:学徒三年期满后,月薪10个银元,第二年15个,第三年20 个,全体店员每月发"月费钱",作为剃头、洗澡、洗衣的费用。每年带薪休假72天,如果没请假,则多发72天的薪水。端午、中秋有奖金,到年终再以各人薪 水为基数进行分红,一般年景,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。药店还有基金会,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,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,取回本息500多元。

如 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,那么,就请看看毛泽东的名作《寻乌调查》:杂货店"学徒三年出师后,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。他在这一年的开头,就把他在学徒时 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,通通换过新的,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……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,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(他家在远乡的),还要送他十元以上 的礼物,像京果呀,海味呀等等,使他回家好做酒席。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,如果他是远乡人,就以"盘费"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,盘费数目少也要 拿十多元,多的到二十四、五元。如果是近边人,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。帮做一年之后,正式有了薪俸,头一年四、五十元,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 元。……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,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……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,赚得多分三成,赚得少两成,再少也要分一成。"

当然,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,一向强调"以阶级斗争为纲"的毛泽东抨击道:"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"。

寻 乌,太偏远了,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,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。到1933年,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,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。技术 工人、小学教师、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,达到小康水平;中级职员、工程师、中学教员、医生、记者、作家、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,月收入一、二 百元以上,则进入中产阶层。

再想想当今大陆之现状……

2011-06-02

煤老板龌龊内幕:人脉圈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(转)

时间宽裕的时候,我会跑跑北京,让马鹏程帮我张罗些饭局,或者和马鹏程去参加别人的饭局,规格越高越好,图的就是认识些有用的人。北京大了,什么样的人都有,北京的饭局,同样能体现出这个优势来。

饭 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,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,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。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,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,能哄得一些 刚认识的老板上当,真给骗子送钱办事。这类骗子档次最低,被识破后有挨打的风险。饭局组织者自然严防死守,生怕这些纯骗子混入饭局,造成恶劣影响。

还 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,只能夸人家是"装家",超级能装的专家。"装家"不骗,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,人脉广阔,根基深厚,值得结 交,有事肯定能办。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,演技要好,摆谱摆得到位,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,让老板拿钱来投靠,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,一方面满老 板的愿,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。

我见过一个"装家",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,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类的小事。这位"装家"官小谱大,在饭局上一坐,气质平静中藏霸气,风范随意中显智慧,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。我亲眼见过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"装家"见面,即被征服。

湖南老板问"装家"在哪儿高就。

"装家"答在中央为首长服务。

老板来了兴趣,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。

"装家"没急着正面回答,反问道,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?

老板答是某某啊。

"装家"想了想,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,是这个人吧,上个月我还见过他,又请我去湖南玩,实在没时间啊。

老板见"装家"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秀,立刻很崇拜,背看着就驼了下去,恭敬地向"装家"要电话。

我跟湖南老板不熟,跟"装家"倒见过多次,自然不会点破玄机,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,中央工作,省长名片,都是真的啊,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,那是你的问题。

后来听说,湖南老板跟"装家"跟得很紧,花钱主动积极,给"装家"送了不少钱,办了不少事。老板很热情,"装家"很欢迎,只是真实能力有限,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,让老板无比郁闷,又无话可说。

湖南老板嫩啊,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,省长去中央办事,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,遇到人多的场合,名片肯定是群发嘛,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。当然老板嫩是一回事,"装家"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,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。

人人喊打的纯骗子落伍了,手段太古典,风险非常大,容易被识破,臭名也传得远,出现在北京饭局上的几率越来越低了。当代北京饭局,"装家"是主流,"装家"的数量也大,水平有高有低,手段不尽相同,目的和骗子近似,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。
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,我还见过教育部收发室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。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,毕竟还要秀演技,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,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"装家",根本不用秀演技,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。

有位资深"装家",我认识他两年,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,但绝对相信他有料。因为他不管到那儿,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,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,就是政协的,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,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,副驾驶拆了,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。

这样的资深"装家"和那些没有底蕴,只有演技,办不了大事的"装家"不同,资深"装家"能镇住你,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,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如果请资深"装家"帮你跑些ZF项目,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。

京城最牛的"极品装家"大概是高老大了,他应该称得上是"装爷"了,超级能装的大爷,能镇住超级大的老板,能办超级大的事,比如拿地,搞机场建设、隧道建设之类的超级大项目。

"装爷"聊起家史时,说父亲是村长,就他这么一个儿子。小时候父亲常教育他,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,别跟一般小孩们一块玩,得端着劲,记住,你是村长的儿子。

受家庭教育影响,"装爷"从小就爱装大爷,后来成为"装家界"的传奇人物。传颂甚广的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,装爷当时还是在位的领导,正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,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接受某领导人接见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南方发大水的缘故,大领导看上去心事重重,"心不在马"地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。握到装爷这里时,出意外了,大领导伸着的手落了空,装爷竟然双手背在身后,平静地看了领导人一眼,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,像是对领导人的态度很不满意。

大领导快七十了,当下脸就红了,说道,对不起啊,南方洪水下不去,状态不好,怠慢大家了,向大家道歉,拜托大家也把我的歉意转达给刚才走掉的那位同志。

众人这才回过神来,既为领导人的真诚感动,也折服装爷的勇气。因为这件事,装爷在党内出了名,大家都传装爷的后台比山高,比海深,从此装爷去哪个省都是警车开道,享受领导人待遇。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气,到处帮老板拿地盖房,或者拿一些机场建设、地铁建设之类的肥项目。

装爷有一次去某大使馆办事,在盖最后一个章的环节上,说一口流利中文的管事老外女领导一度有些犹豫。装爷三秒钟之内就哭了,痛编自己一生如何艰难,自己如何为了做出点有尊严的事,做出非人牺牲。装爷的眼泪在飞,女领导心软了,盖了章。

敢在人民大会堂装爷,能在小女人面前掉眼泪,装爷太强,空前绝后。

在北京饭局上,还有一类人比较鸡肋,就是高干形形色色的家属们。结交吧,他们未必能给你办事;不结交吧,他们又是家属,有相当的独特性。

在高干家属团中,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,追捧巴结倒也值得,至于人家肯不肯给你办事当然另说了,毕竟不是买卖。像妹妹、哥哥、表妹、表哥、嫂子、小舅子、老姨、侄子、表侄子、外甥这类亲属,真拿不准是否值得结交。
常会发生这样的事,老板跟某高干的某亲戚打得火热。在某场合,老板遇到某高干了,上去热情巴结,说我跟您的亲戚某某认识,关系特好。高干保不齐回这么一句话,哦,某某啊,我们多年没跟他来往了。

当然,高干亲属能不能办事也不全在亲疏远近,还是要看个人能力。有的人虽是高干远亲,但自身活动能力强,会来事,这种人也管用。毕竟高干下头的人,哪敢随便打电话问高干,您那某亲戚,跟您远还是近啊。

骗子、装家、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才,关键看你眼光,看你会用不会用。北京的饭局多,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,想办事,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饭局上的骗子、装家、高干家属团。

在北京饭局上,有一类人要千万小心,这些人有点能耐,你求他们办事,他们表面上答应,也认真开始办,实际上他们爱玩阴的,爱做局,根本目的在于让你入局,脱不了身,乘机勒索你。

爱做局的阴谋家,简称"局长"。"局长"和老板认识之后,会称自己认识某高官,很高的高官,有能力帮一切人。幼稚的老板就会说,能不能引见我认识啊。"局长"的回答很爽快,能,而且很快,你等着吧。

很高的高官真的接见老板了,很热情,老板很感动。寒暄之后,高官说道,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,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,愿意出力支持,我代表委员会先向你表示感谢。

老板心说,我操,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,捐就捐吧,认识这么大的领导总要付出点代价的。老板问高官这慈善项目得多少钱才能撑起来。

高官说了个数,老板听了牙直疼,又不好拒绝,只好含混着答应下来。

见完高官,老板后悔了,认识这么高的高官,其实没用,他怎么可能给你办事呢,他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,是江山社稷。至于捐款,不捐了,这么大的数,等于白挖了一年煤,何苦啊。

你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,别人可未必这么想,"局长"和高官可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。很快,高官见到省里的领导,聊着聊着就说到某老板号称要捐款,还主动找上门来,并亲口答应捐多少钱,但一直没动静,好多失明儿童等着呢,怎么回事,你回去给我问问。

省领导别过高官,就给办公厅打电话,交代要紧急处理诈捐事宜。省、市、县三级一把手都找老板要说法,老板还能说什么,只能说前段时间一直忙着筹捐款来着,现在终于凑齐了,今天就汇过去。

直到汇款的时候,老板这才发现,"局长"竟然是慈善项目的负责人。感叹"局长"厉害,看来高干和自己都成他做局的道具了。

有一次,我做东开饭局,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跟我打招呼,说要请几个重量级嘉宾来。我没在意,随口说好啊。

饭局六点半开始,我开着车被堵在三环上,着急火燎时,负责接待客人的助手打来电话,告诉我那个不太熟的朋友带了几个纪检部门的领导来了。
我一听觉得不对劲,这事有玄机,我是一个普通煤老板,跟纪检部门的领导本来没一毛钱关系,吃顿饭可就有关系了。万一饭桌上,领导开口求我点什么事,我到底是答应呢,还是答应呢。

我意识到我遇上做局的"局长"了,于是当机立断告诉司机,饭局我去不了了,急性肠炎发作,你负责把单买了,把客人招呼好。

饭局是热闹的,江湖是凶险的,对于钱包鼓鼓,又有很多事要办的煤老板而言,尤其如此。

花絮:

有些没有实质目的的饭局,会请些老首长来助兴。有一场饭局,我见到了一个省里原来的老省长,快八十岁了,走路直哆嗦,话也说得含混。

我问马鹏程,这么大年纪了,看着都快糊涂了,怎么还出来参加饭局?

马鹏程告诉我,有些老首长为官时清正廉明,老了以后,既无人脉,又无钱财。身边一直跟着的警卫或秘书,因以前没捞着好处,自然有怨气,厉害的就会收拾欺负这些没权的老首长,甚至逼着老首长出来参加活动帮他们捞点外快,否则就不伺候了,知道老首长也没地投诉去。

还有一次,中石油的一个副总请客,央视二台一个知名男主持也来了。男主持声音有磁性,人长得精神,当时正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,气质很知性。饭局上聊起中东局势,这名男主持如此说道,"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,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……"

听得我们胃都酸了。

干掉两瓶红酒后,男主持不那么端着劲了,嚷嚷着要和中石油的副总对赌,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红酒,副总必须要给自己一张加油卡。

这兄弟开着三百万的车,为了一张两千块的加油卡,这么给力,真不知道是怎么发育的。



怪事一桩:孩子上大学,穷人不愁富人愁

美国教育政策和经费投入,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,都插着"穷人优惠"的标签。

这个情况从幼儿园就开始了

美国一般幼儿园的収费比较髙,每月少则七、八百美元,多则一两千美元,即使找个中国老人每天看几个钟头,也得花几百美元。

一位从中国来的留学生,有个孩子想入托。打电话问当地一个幼儿园:我的孩子想送你们这里,可以吗?对方问:你的家庭収入是多少?回答:约1××××美元。对方说,我们的幼儿园是免费的,只収低収入和无収入家庭的孩子,你们的収入超过了三口之家的标准线……

孩子不能免费入托,只好邀请国内的父母远渡重洋,跑过来帮忙。

营养午餐,有的要钱有的不要钱

美国孩子无论家里有没有钱,上公立中、小学,都免交學費、雜費、書本費,这一点,称得上贫富无异,公平合理。但到吃饭时,差别出来了:有钱人家的孩子,要吃学校的营养餐,必须交钱;但是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孩子,只要向学校递个申请,就可以免费享受。

这些营养餐都是按照营养专家提供的食谱制作的,既美味可口,又富营养价值,并摒弃垃圾饮食。为了保证穷家孩子每天都能吃上营养餐,有的学校要求他们节假日仍要按时到校用餐,有的还在恶劣天气时,把营养餐送到穷孩子家里。

这里为什么沒有校车?就是因为你们家有钱!

走了很多地方,公立中、小学都为学生提供免费校车,唯独这个著名的富人区没有。问其原因,校方回答说,理由很简单,能够住进這個"富人区"、进了这所学校的家庭都有钱,孩子上学完全可以由家长接送,或者雇人接送。说的理直气壮,让人无可辩驳。

没 有校车麻烦大了。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上班族,工作紧张,没有时间接送孩子;雇人接送吧,费用不匪,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主儿。无奈,只好每天早上开车把孩子送 到学校,下午下学时,孩子自己往家走。学校到家虽然不太远,但這里的夏天热得出奇,孩子背着沉沉的书包,受的苦累可想而知。一些路遠的学生放学后,紛紛到 學校附近的同學家里做作业、玩游戏,父母下班后再把他們接回家。

这里的教育经费,除了来自政府拨款,还有很多捐款,用于髙薪聘请教师、增添教学设施后还有很多节余,花不完的钱哪里去了?说来你也许不太相信,大笔的款项拿去支"穷"、支"边"了!真的想不到,美国也有大锅饭,搞这"平调"什么的。

孩子上大学,穷人不愁富人愁

这个社区,今年有好几个高中毕业生被哈佛等顶尖大学录取。有的人家喜气洋洋为孩子打点行装,轻松愉快地准备着送孩子入学;有的人家,同样的喜庆之余,也在为筹备昂贵的学费犯愁。

为 什么出现这个情况?原因就是他们家庭収入上的悬殊。以被哈佛录取的学生为例:按照哈佛新的减免学费的规定:家庭年收入在十二万美元至十八万美元之间的本科 生,每年只需交纳其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十为学费;年收入十二万以下的家庭,学费比重还将减少;而年收入在六万美元以下家庭的学生则可以申请学费全免。 有一个被常青藤名牌大学录取的学生,父母年薪合计刚刚超过学校规定的可以享受学费资助的上限,每年上学所需学费、生活费等,髙达6万美元,相当于一个年薪 10万美元的家长的净収入,全要自家掏,只能"节衣縮食",精打细算,自钱供孩子上学。

据一位朋友讲,如果収入再高些,每年拿出几万美元供孩子上大学,不是多大的事儿,愁的就是这些说穷不穷、说富不富的"半吊子有钱人"。在上个世纪八、九十年代过来的留学生中,这样"半吊子" 的"有钱人",为数不是很少。

顶尖名校如此,其他没有条件实行学费优惠的大学,大多也有照顾穷人孩子上学的种种措施,很少听说有被大学录取的孩子,因为家里没钱而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的。

难怪有人感慨:美国教育真有点刼畗济贫的味道。

为什么贪官总能在法律上获得“超国民待遇”?

说贪官在法律上享有"超国民待遇",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有异议。

立法方面,臭名昭著的"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10年"至今还高悬头顶,成 为无数贪官的法律"保护伞",鼓舞着他们在贪腐的道路上前赴后继,指导他们案发后"坦白从严,抗拒从宽";执法方面,职务犯罪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,金 额越来越大,量刑却越来越轻。虽然《刑法》383条早有规定"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,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",但现实中很多官员涉案金额几百万、几千万 甚至几亿元,也没有被判处死刑。近日有媒体盘点最近三年副部以上的落马贪官,共18人无一被判死刑,其中包括涉贿金额高达1.97亿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 同海。

更让国人叹息无语的是,贪官在法律上的这种"超国民待遇"至今还有加速提升、扩张之势。在"与国际接轨"、"尊重人权,尊重生命"等 名义下,要求废除贪腐犯罪死刑的呼声,近年来在法律界、学术界渐成磅礴之势,以至于《要创造条件取消贪腐犯罪的死刑》一文的作者、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 主任刘仁文,很有信心地告诉某媒体记者:贪污贿赂罪废除死刑是迟早的事。据媒体报道,就在最近一次刑法修正案的讨论中,"一位长期做政法工作、很有影响的 人大常委",就提出了贪污受贿犯罪取消死刑的问题----这些大人物怎么总是喜欢"做好事不留姓名"呢?应该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。

乌克兰前 总理季莫申科有番话颇值得中国人深思,她说:"我有时羡慕中国。你们知道,在中国,贪官将被斩断腐败之手和实施死刑,这一切是需要的。而我们作为欧洲国 家,尽管有时手也感到痒痒,但无法实施这一刑罚。"《乌克兰真理报》对此评论说:"贪官们之所以肆无忌惮,这与国家取消死刑不无关系。如果真能像中国那 样,可以对贪官实施死刑,国内腐败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。"----就在原苏东一些国家正在因当年迫于西方"人权压力"而急急忙忙赋予贪官"免死金 牌"追悔莫及时,我们的一些精英却在挖空心思为维护和扩张贪官法律上的"超国民待遇"而努力奋斗。此情此景,怎不令关心中国前途命运者心急如焚?

如 果说"取消死刑"还只是拟议中贪官们可以仰望的福利,那么"免于限制减刑"却已经是他们实实在在可享受的最新"超国民待遇"。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 修正案(八)规定:因故意杀人、强奸、抢劫、绑架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放危险物质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,法院可决定对其"限制减刑";限 制减刑后,服刑最短年限将在27年以上。但是,此一"限制减刑"的适用范畴,并不包括贪污受贿罪。

这样的刑法修正案不能不令公众困惑:既然出台"限制减刑"法令,当是因为现实中存在减刑太随意,罪犯得不到应有惩处、法律尊严遭践踏的现象。那么在现实中,究竟哪一类罪犯的能量最大、体制内博弈能力最强,最可能撕开法律的缝隙,以"减刑"名义践踏法律的尊严呢?

毫 无疑问,正是那些犯贪腐罪的贪官们。据官方报道,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%至30%获得减刑,而贪官获减刑的比例竟高达70%。不时有媒体报道,一 些被判重刑的贪官,在牢里晃个几年,很快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众面前。"过几年就可以到国外安度晚年了",这是许多人对一些贪官被判死缓后的反应。

可见,在所有犯罪类别的减刑中,贪官的减刑最易,最普遍,情节最恶劣,民愤最大,危害也最严重。既然这样,那个旨在针对现实变化进行调节的刑法修正案,限制减刑时为什么竟然不包括贪官呢?那些立法者们的脑袋里,到底在想些什么?

唯一合理的解释,似乎只有"屁股决定脑袋"----与贪官群体的利益相通和立场相近,决定了立法者们的倾向性。除此之外,谁还能再找到其他合乎逻辑的解释?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贪官能够享受如此多的"超国民待遇",一些民愤极大的法律条款迟迟得不到纠正的唯一说得通的理由。

贪 官在法律上的"超国民待遇",不但令腐败分子免于后顾之忧,使贪腐局面雪上加霜,更严重损害了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,将中国陷入温总理所说的"最大危 险"境地。因此,执政党要取信于民,使中国免于贪腐这一"最大危险",不妨从清理贪官在法律上的"超国民待遇"开始。这种"超国民待遇"不废除,民众对执 政党不会有信心,"从严治腐"也就只是一句笑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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